书法的快乐境界——谈陈钦硕书法的创作状态   

 

徐本一

 

       钦硕要我对他的书法提点看法，我脱口而谓快乐之书也。他倒小心翼翼了，怕有了误解。中国人似乎更看重忧患意识，一面孔的沉重，好在作沉思状态中掩去许多可言或不可言的情态。钦硕生性旷朗豁达，从真诚而灿烂的笑容中使接近他的人感到一种亲切无间的温馨，当然，这并不妨碍他对事物的沉思，乐观与宏毅是可以紧密相容的品性。

 

       如此品性付之于书，也表现出了钦硕的特点。一是长期坚持不懈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心无旁骛，滴水石穿。在长跨度的空间与时间中都保持一种饱满的执著状态，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艺术热爱的赤子之心。或问:“为什么能永不放弃？”难道这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吗？钦硕出生在汕尾红海湾之隅，已经是南中国的尽头了。那是客徙之乡，博大而远渊的中原文化在历代的大迁移中似乎遇海而止，于是那里的人文气息中还能回溯到中古时代的儒雅。在过去的贫困年代，那里的人们仍然能在快乐地吟诵诗文中寻觅逝去的记忆；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代，人们更需要在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，谋求有着悠久历史迹象的延续发展，在建设中更多地洋溢着一种快乐的情绪。钦硕在这种人文环境中自幼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，他的乐观而宏毅的性格种子应该在此找到根据。“德馨堂”大字榜书，是他的得意之作。当他向我介绍此作时，言与情都流露出激动与快乐的气息，因为这是受之众多宗氏之族重托而为之的标志性书法，不仅要表现出他个人的技法与风格，还要能体现一个地域性人民生活劳作、繁衍发展的希望与象征。因而端正雍容，厚德载物的一种气派呼之欲出。他介绍时的场境已经过去多年，而钦硕快乐的情状却宛在眼前。当一种文化有了时空的跨度，又有了前赴后继的人们的传承与发展，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丰富与衍化着这种社会与人的心理结构，那么这种文化才会引起人们深度与持久的向望。

 

       再则是，钦硕书法兼容并蓄，不拘一格，碑帖皆习，收放自度。这种风格取向亦来自他快乐之心。历代强调习书之乐的突出人物是韩愈与欧阳修。韩愈在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，就提出“乐之终身不厌，奚暇外慕？”的一种境界。但这种境界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显得严酷。今天“外慕”的诱惑不可胜计，能固守于书法阵地，坚持一种快乐的状态，实已不易。而欧阳修则宽泛些，他说：“有以乐其新，不知物之为累也。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，而有为物所乐之心。”欧从物与心的关系来寻找对物的超越，既是书法引动人心之乐，人心之乐也在书法中找到栖息，而不是“累心”。“累心”是人之生存的不可避免的处境，“累心”也是研习书法者的经常性况遇，要在“累心”中解脱出快乐的因素，并不断扩大使其转化为主要的地位，“快乐之书”才能在更大的层面给书者带来正面的作用。

 

       能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研习方向是一种快乐的谋略。钦硕由楷而行，行而草，偶尔涉足篆隶，都采取一种我喜欢，我自由的态度。古人尝言：明窗净几，笔砚纸墨，皆极精良，亦是人生一乐。然能得此乐者甚稀，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，又特稀也。在一种快乐把玩的状态中，习书能调息养气，凝静翕动，习者更注重的是一种非功利趋势的艺术化人生。习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记录生活、协调生活，书艺与生活合一，书法成为快乐生活的来源。今天人们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条件下更需要寻求心理的平衡。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以人为本，追求每个人的快乐，从而使全社会的快乐极大化，而不仅仅是全社会财富的极大化。关注人的生活质量，就是要关心人的快乐。书法作为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出中国人文气息的艺术，在日常生活中能起到快乐作用这一点，应该加以提倡与推广。

 

      以儒学为主位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就是“乐感文化”。有学者指出，它具体呈现为“实用理性”和“情感本体”。《论语》首章开篇就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这种乐，就是生活的快乐。因为学习当有益于人，益世，益己，于是心中始终保持一种快乐的状态，一种有所获得的成长快乐。我以为钦硕书法学习正是以这种快乐为基础的。当然以习书之乐设置阶段，是有适人之乐，自适之乐和忘适之乐的区别。钦硕已经达到了前两个阶段，还有忘适之乐，这就是庄子所谓的“象罔得之”的故事。不过这已溢出儒学的观念，成为无心得道而道得的至乐境界。